光明日报 丨孟宪实：电子检索无法取代的工具书——读《中华通历》

光明日报丨孟宪实：电子检索无法取代的工具书——读《中华通历》

孟宪实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 2019-07-17

《中华通历》（七种十册）丛书为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，七种十册，包括《中华通历·先秦》（全2册）《中华通历·秦汉》《中华通历·魏晋南北朝》（全2册）《中华通历·隋唐五代》《中华通历·宋辽金元》（全2册）《中华通历·明清》《中华通历·近现代》。本丛书由我院王双怀教授历时20年完成，并于2018年4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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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26日出版的《光明日报》，刊登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撰写的书评《电子检索无法取代的工具书——读<中华通历>》，对我院王双怀教授编著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《中华通历》进行了深刻解读和重点推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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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读书者说】

　　与作家一样，学者的著作就是学者的本色代表。著作有着多种分类方法，学术界最看重的是高精尖的学术著作，只有这样的著作最能代表学者学术创造。学术工具书，通常不入学术评价的法眼，但任何学术中人，都离不开学术工具书。这是今天学界存在的众多悖论之一。编制工具书，需要大量人力与时间的投入。如果成功，人人可以利用，但很少会有人引用。稍有差错，则会人人出面指正。使用别人的工具书不注明，与指出别人工具书的错失，效果是一致的，能够证明自己的学术高明。

（编者王双怀教授）

　　这是一个不利于工具书编制的时代。但是，王双怀教授等却前后历经20年，编制了大型工具书《中华通历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历》）。这部书贯穿中国古今，一套共十册（先秦两册，秦汉一册，魏晋南北朝两册，隋唐五代一册，宋辽金元两册，明清一册，近现代一册），从某种视角看，今天有人竟然做这样的工作，不可思议。或许，使用者依然不会引用，工具书的目标指向，只剩下功德。

　　《中华通历》是检索性工具书，主要是时间检索。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提出史学研究的“四把钥匙”，包括官职制度、历史地理、年代学和目录学，那么《中华通历》自然属于年代学工具书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核检历史上的时间问题，通常使用的是文物出版社的《中国历史年代简表》、陈垣先生的《二十史朔闰表》等。那么如此卷帙浩繁的时间检索工具书，到底有什么新奇特呢？

　　《通历》的检索，详细到了每一天，有一册《通历》在手，从商周时代直到公元2100年，每一天的基本信息，都能准确查到。以文物版《中国历史年代简表》而言，如题所示，仅仅能够进行年代核检，公元纪年，当年的年号，干支标识，大约就是这三个方面，如果要查月日朔望等等，无法满足。陈垣先生的《二十史朔闰表》对比之下大不一样，给出了每个月的信息，告知每月的朔日。如果史书记载一个干支日期，你要知道是哪一天，有了《二十史朔闰表》的朔日干支，可以依据干支表去推算。这里可以举例说明。武则天替代唐朝，发生在公元690年，为了改朝换代进展顺利，武则天及其拥护者举行了一系列活动，《资治通鉴》有如下记载：

先秦、秦汉

　　九月，丙子，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，请改国号曰周，赐皇帝姓武氏，太后不许；擢游艺为给事中。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、远近百姓、四夷酋长、沙门、道士合六万余人，俱上表如游艺所请，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。庚辰，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。壬午，御则天数，赦天下，以唐为周，改元。

　　至少从历史的表面上看，改李唐为武周，不是武则天提出来的，先是傅游艺等关中百姓900多人上表要求，后来是百官、和尚、道士等6万人上表要求。上表就是上书。连当时的李唐皇帝睿宗李旦都亲自上表，请武则天当皇帝，把自己的李姓改为武姓。面对百姓、百官的如此热情，武则天再不同意就太说不过去了，于是她只好接受了大家的请求，宣布改唐为周，并改元为天授。

　　中国古代实行天干、地支纪时法，天干与地支搭配形成六十个数字的循环，从“甲子”开始，到“癸亥”结束，周而复始。这个干支表，可以分别代表年月日，与之对应的有古代中国的皇帝年号纪年法。但是，今天的读者熟悉现在的公元纪年方法，对于干支纪年并不熟悉，更不能像古人那样精通60干支表。于是，在干支日期面前，我们束手无策。上引《通鉴》的记载，涉及九月的三个日期，如果利用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得知九月朔日为甲辰，其他三个日期要继续推算，而《朔闰表》帮忙到此为止。

　　要继续查证干支日期，《中华通历》可以大显身手。丙子是三日，庚辰是七日，壬午是九日。三日，傅游艺的要求遭到拒绝，但傅游艺本人的官职却获得提升。政治活动的艺术性由此显现，武则天显然并不是拒绝当皇帝，她在等条件。七日，6万人上表，各个行业的代表整齐出现，背后的组织力量之大可想而知。九日，武则天终于答应了人民的请求。其实，从三日到九日，不过6天时间，武则天称帝从提议到完成，显然还是十分迅速的。利用人民的名义，武则天的做法周全严密。但是，今人对于干支法则陌生，干支如果不转换为熟悉的日期，我们就不会获得具体的时间感。《通历》的价值由此突显。这些年，我带领学生们做《唐代基本史料编年》课题，时间问题困扰最多，最初依靠《二十史朔闰表》推导，因为不熟悉干支表，常常出错。后来买到《通历》，大有解放之感。

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辽金元

　　同样，古代中国实行的是阴阳合历，与今人熟悉的阳历也有参差，为了理解历史上某月某日的记载，不换算为今天的月日就没有感觉。对此，《通历》给出了明确对照，一望而知。《新唐书》记载：武德元年“十月壬申朔，日有食之”，这是一条日食的重要资料。那么十月初一（朔日），在今天的日历中是哪一天呢？《通历》告诉我们是618年10月24日。武则天同意当皇帝的那一天，是公元690年10月16日，那一天是星期日。《通历》把每一天是星期几也标识出来，这是同类图书很少见的。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，获得一天的时间感，星期几当然是重要的。星期的标示，对于古代居民而言只有少数人会使用，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，确实是一个常识性问题，所以《通历》的考虑重视古今，很有创见性。

　　古人的时间感与今人不完全相同。一年之中，月份是重要的节奏，每个月份之内，朔日即第一天是开端，望日（十五日）是高峰，这是十五天的一个节奏。同样是十五天的节奏，二十四节气与月份的朔望并不合拍，但这些重要的时间点对于古人的生活节奏而言不可或缺。以唐代而言，四季标志如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等都是假日，所以《通历》把二十四节气标示出来是很有必要的。

　　从读者的角度看，不仅历史研究者需要《通历》给出的各个时间知识，即使对历史文学创作者也大有帮助。在真实的时间框架内，添加虚拟的文学人物，会使得故事看上去更真实可信。在常见的传世史料中，《资治通鉴》因为是编年体史书，最看重时间性，对于我们参考意义极大。但从吴玉贵先生的《资治通鉴疑年录》一书可以看到，连《资治通鉴》的时间也时常有误，全部依赖《资治通鉴》也会有“尽信书”的弊端。现在有了《通历》，因为是古今一天一天排列下来，让很多错误无处藏身。

明清、近现代

　　类似的工具书，制作起来大费周章，费力而不讨好。读《通历》前言才知道，王双怀教授也是因为自己的需要联想到学界的需要，最后才下决心编制这套工具书的。如果是我，即使有决心，怕也难以完成。以先秦时期而言，关于当时的历法，文献记载缺乏，但学界认识却又多样，如果给出统一的年表，颇费思量。好在王教授曾有一段时间，专门研究历法问题，也见过他的相关论文，于是所有问题都有了恰当的解决办法，比如把不同的系统并列起来，并不专求一致。如此，让学界同行利用起来，可以各取所需，不仅便利而且自由。书后附有六张表格，都是很有价值的历法常用知识，尤其是第六张表，其实是本册的索引，如果读者不熟悉这个时期的年号，这张表的利用率会大大高涨。

　　今日中国，处在学术高速发展的时期。学术发展，取决于创新，也取决于积累。在今天万事万物强调创新的时代，积累的意义很容易被忽视。文献电子化，为信息的搜集带来便利，尤其是电子检索工具的发达，积累的意义越发显得无益，学得一手检索的技巧，胜过半生的日夜苦读。但是，时间检索型工具书《通历》，是无法替代的工具，能为读者提供大量时间信息，也能为读者节约大量时间。无论如何，读者都不能不对作者表达真诚的谢意！

（文章原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12月26日第16版及光明阅读微信公众号）

作者简介

孟宪实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1962年出生，黑龙江人。南开大学学士，北京大学硕士、博士，南开大学博士后。专门研究隋唐史、敦煌吐鲁番学。